建国以后高考录取率 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

今天大学科目网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建国以后高考录取率 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有关于建国六十周年的党课稿
• 2、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
• 3、自建国以来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恢复高考，城市化之类的。

有关于建国六十周年的党课稿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华夏大地上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60年来，**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奋发图强、锐意进取，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建区设市以来，**大地更是迸发出了蓬勃生机，全市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

以工业发展引领一二三产业发展，全市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全市初步形成了铝、硅、机械、化工、芒硝、建材、竹木、食品加工8大优势产业，建设了11个工业园区。一大批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产或开工建设。培育了四川启明星、金象化工、南车集团**车辆厂等一批销售收入上10亿元的大企业。

工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成功创建了7个“中国之乡”，一村一品建设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2008年，全市GDP达到343.75亿元，是1997年的3.3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1.93亿元，是1997年的3倍。

以**城区建设为龙头，县城和重点集镇建设并进，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打造精品城市，实现了城市大变样。五个县城和一批小集镇建设同步推进。2008年全市城镇化率达29.3%，比1997年提高了13.7个百分点。

城乡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迈入全国先进行列，基本实现市区到县城半小时，到成都一小时。水泥路通乡率达到84.38%，通村率达到57.5%。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大力推进。去年，全社会用电量总额位居全省第五位。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四年居全省第四位。全市国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高考录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了六区县全覆盖。全市建成了各级各类体育场地1100余个，建成了市广电播控中心、市图书馆、市文化馆，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符合条件的城镇低保对象和农村贫困群众全部纳入低保，全市2.6万绝对贫困人口、6.6万低收入贫困人口脱贫，农村五保户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劳动就业更加充分，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5%以内。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由2000年底的11.5平方米提高到目前的28.53平方米。全市互联网用户达8.5万户。电话村通率达到100%。广播电视自然村村通率达到73%。全市移动电话用户达129.6万部。

社会更加和谐。社会治安工作得到加强，特别是通过去年集中整治，东坡区社会治安实现根本好转，全市6区县建成省级平安区县，65%的乡镇建成平安乡镇，60%的社区建成平安社区，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社会保持稳定，去年7月以来，全市集中治理突出信访问题，210起久拖未决的重点信访案件和涉法涉诉案件得到了妥善解决，不和谐的因素大大减少，去年7月到目前，全市进京到省上访量每月均排全省倒数第一位。全市和谐机关、和谐班子、和谐队伍、和谐单位、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系列创建活动有声有色，和谐理念深入人心。

今年以来，尽管我市遭遇了金融危机影响，但全市经济社会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6月，全市GDP实现166.09亿元，增长14.6%。各项工作整体推进，特别突出的，一是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市人民在抗震救灾的实践中创造了自力更生、自救互救、自强不息的“三自”精神，灾后农房、学校、医院重建工作全面启动，抗震救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二是工业发展势头强劲。1—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93.39亿元，增长29.5%。上半年，全市工业用电量增长了41.9%。三是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信访稳定工作成效显著。在今年8、9月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我市信访维稳工作圆满实现“零进京上访、不出事”目标。

建国60年以来，我们伟大祖国的巨变，我们的家乡**的巨变，特别是去年举国一致、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国力的极大增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极大优越性，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空前的凝聚力和巨大的向心力。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有五条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长期坚持。

一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践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广度、发展的速度。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二是必须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也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只有加快发展，才能战胜困难、化解矛盾；只有加快发展，才能不断改变城乡面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富民强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取向，坚定发展信心，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不断创造发展成果，倾力造福全市人民。

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破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紧紧抓住“两个加快”的重大机遇，实施充分开放合作，大力推进“融入成都、一体发展”，大力承接产业转移，以大开放促大发展。

四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群众满意是我们工作的最高价值取向。我们必须坚持“加快发展，造福人民”，始终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做到作决策、办事情，一切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民生，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五是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建区设市以来，**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作为基础极其薄弱的新建市，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是全市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我们必须继续发扬这一精神，艰苦创业，奋力爬坡，真抓实干，再创辉煌。

回首过去，成就辉煌，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我们要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落实省委九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和市二届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坚持集中精力抓发展，分线作战保稳定，认真抓好包括灾后重建在内的民生工程，坚持全民创业、工业强市、产业富民，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力争到2010年，全市GDP达到530亿元，人均GDP达到17000元；到2015年，全市人均GDP达到当年全省平均水平；到2020年，全市人均GDP达到当年全国平均水平。

继续强力推进工业强市。按照既定目标要求，奋战三个月，确保今年完成三年翻番目标，实现工业大变样。在此基础上，大力实施“777”百亿工程，到2011年，全市建成7个百亿产业、7个百亿企业、7个百亿园区，确保全市工业实现第二个翻番目标。

继续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抓好农业产业化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调特、调优、调高，大力发展一村一品，组织实施好“秋冬大会战”，确保今年新培育一村一品专业村70个。继续抓好现代畜牧业示范市建设，当前特别是要积极应对“三鹿”奶粉事件对奶产业发展的影响，保证我市奶产业继续健康发展。坚持用现代发展理念和方式经营农业，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各类专合组织。确保2010年农业增加值突破9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实现农村大变样目标。

继续下大力抓好第三产业发展。强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大力发展目的地旅游，确保2009年实现旅游大变样。实施成南旅游经济区发展规划，加快四个精品景区建设，特别是要确保黑龙滩南湖生态度假区签约项目明年上半年开工。抓住省上建设西部物流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商贸、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专业型、规模化现代物流企业，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市场。

继续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工业化城镇化联动发展，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全市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加快城区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抓好五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建设。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努力为城乡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继续抓好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年内建成成都至黑龙滩快速通道；配合抓好成绵乐轻轨客运专线建设、成自泸高速公路仁寿段规划建设，搞好岷江航电综合开发。加快建设千佛岩水电站、500千伏东坡变电站增容扩建及输电线路工程项目。

继续抓好民生工程。扎实抓好灾后重建工作，加快进度，保证质量，确保今年12月底前，洪雅、丹棱、青神农房重建全面完工，东坡和彭山完成80%，仁寿完成60%。多渠道筹集资金，高质量做好灾后学校重建工作，确保今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扎实抓好就业促进、扶贫解困、教育助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居、道路通畅、环境治理、创业富民、生态文明建设十大民生工程，确保今年省上下达和市上自定的127项任务全面完成，努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全市人民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共享发展成果。

继续扎实抓好全民创业。继续完善创业平台，落实创业政策，深入推进“万名公职人员为万名创业群众提供小额贷款担保”活动。每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1万户以上，力争到2015年，总量突破10万户。

继续扎实推进和谐**建设。进一步做好信访和维稳工作。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及时妥善地解决好群众诉求。积极预防、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巩固全市信访稳定工作成果。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巩固东坡区社会治安集中整治成果，下大力抓好全市社会治安整治，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确保2009年建成平安市。

继续抓好安全生产。下大力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扎实抓好重点行业、重要环节的隐患排查、整改落实，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当前，要特别抓好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国庆大假马上就要到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在国庆期间要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确保食品安全和价格的基本稳定；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全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深入开展平安创建，保一方平安；加强节日期间的应急值守工作，领导同志要在岗带班，同时要安排专人值班。公安、消防、民政、劳动社保、教育、文化、卫生、信访、电力、铁路、交通、建设、通讯、旅游、商务、粮食、环保、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监、物价、安全监督等部门，要认真组织好本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带班和值班工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节。

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能够不断战胜困难、夺取胜利，除了依靠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外，还依靠严格的纪律作保证。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在井冈山时期就亲自为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一是行动听指挥，二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是打土豪要归公。其中第一条是管总的，既是政治纪律，又是军事纪律、组织纪律；后两条分别规定了群众工作纪律和经济工作纪律。后来发展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谱成歌曲，一直唱到现在。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事业的成功，“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实践充分证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可靠保证。

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等,是由党的先进性的性质所决定。当前，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是好的。但是，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也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纪律观念淡薄，存在纪律松弛的现象，甚至有的我行我素，违纪违法。我们党是一个有6600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就会失去战斗力，成为一盘散沙。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纪律松弛的严重危害，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

要自觉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纪律，是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严肃政治纪律，首要的是严格遵守党的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动摇，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要坚持集体领导，凡是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都必须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要坚持任人唯贤，不准任人唯亲；坚持五湖四海，不准搞团团伙伙；坚持公道正派，不准拉关系、徇私情。

严格遵守党的经济工作纪律。近些年，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违反经济工作纪律的现象比较突出。从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经济类案件一直处于第一位，集中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这类案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和影响，牟取非法利益。这是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栽跟头的重要原因。认真遵守经济工作纪律

强调经济工作纪律，就是要提醒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如果钱财来路不正，放在家里怕偷，带在路上怕抢，存进银行怕查，迟早都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严格遵守党的群众工作纪律。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群众工作纪律，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任何党员和干部，都不允许与民争利，侵犯人民群众的权益。要爱惜人力、财力、物力，反对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坚决刹住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追名逐利的歪风。

认真贯彻落实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廉政纪律和群众纪律，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加强纪律修养，不断增强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坚定性。只有这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才有可靠的保证。

要自觉维护党的纪律

首先，党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这种自觉的特性是因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政治纲领、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执行党的纪律是实现这些纲领和目标、实现自己崇高理想和信念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自觉遵守和维护纪律看作是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还因为，党的纪律的制定和实施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集中地体现了党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也体现了每个党员的个人意志。在讨论和制定党的纪律的过程中，每个党员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这个全过程。因而，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也是每个党员尊重自己民主权利的体现。

党的纪律是严肃的纪律。它一经制定并通过施行，对每个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都适用，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某个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不能以某一纪律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作为遵守与否的前提；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口头上坚决拥护，执行中却打折扣；更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把对党的纪律的遵守与维护作为一种重要的责任，认真谨慎地履行，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谁违犯了党的纪律，谁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轻者进行批评教育，重者给予纪律处分，不允许任何违犯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党的纪律的执行。

党的纪律是统一的纪律。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任何不遵守纪律的特殊党员，不能强调地域特殊、行业特殊和部门特殊，而忽视党的纪律，也不能因为是一个普通党员就放松对自己的纪律约束。党员干部随着自己的职务升迁、地位提高、环境变化，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责任和义务应当更大、更重。因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党员领导干部切不能自恃位高权重，或者因为监督机制不很健全和完善，就放松对自己的纪律约束，甚至只用党纪来管别人，而不让别人用党纪来约束自己；在执纪问题上亲疏有别、内外有别、宽严有别，这些都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党员干部要自觉地加强纪律修养，做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模范

所谓纪律修养，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不断学习和接受考验，养成遵守纪律的意识、维护纪律的意识、同违纪现象作斗争的意识，而且要不断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各级干部加强纪律修养，就是要培养上述“三种意识”、切实增强“两性”，这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也是一种更高标准、更严格的要求。因为，党的各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是广大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在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形成全党上下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氛围和习惯，从而始终保持我们党坚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遵守党的纪律，就是要自觉地按照党的各项纪律去奉公行事，去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首要的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不动摇，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的决定。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坚决克服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搞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一旦发生重大紧急情况，一方面要迅速采取正确措施进行处置，另一方面要在第一时间报告上级党委、政府，不得迟报、漏报，更不能隐瞒不报。党的人事纪律、财经纪律、廉政纪律、群众纪律，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纪律，都要严格遵守，不能违犯。与此同时，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既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又体现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党有义务、有责任领导全国人民忠实地严肃地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法规，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模范地带头执行，不断强化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坚决克服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思想认识和做法，以实际行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维护党的纪律，就是要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自觉同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而且还应当努力同形形色色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敢于和善于支持那些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人。这既是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胜利前进的需要，又是切实履行党员干部义务和责任、弘扬正气的需要。党章和《准则》都明确规定，当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坚决同违法乱纪的行为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当有这方面的觉悟和自觉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维护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好的典型。但同时也应看到，还有极少数人满足于洁身自好，觉得只要自己遵纪守法就行了，别人的行为好坏与己无关，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时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有的领导干部面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不讲正气，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还有的对那些主张正义的人不支持、不表扬，态度暧昧，生怕支持一个得罪另一个。这些现象既是党纪观念淡薄的表现，更是对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员基本标准缺乏理解的反映。一切违法乱纪行为，都是对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侵犯，都是同党的宗旨和性质相对立的，都是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每个党员干部都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要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一方面，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增强维护党的纪律的本领和能力，依靠建立健全制度和运用法律武器去提高斗争水平；善于团结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使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刻认识作为一名党员，无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批评和揭露消极腐败行为是党章赋予每个党员的神圣权利和崇高义务，从而消除人微言轻的心理，增强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的责任感；深刻认识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只要每个党员坚决抵制和反对，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克服，从而消除消极悲观的情绪，增强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矢志不渝，无私无畏，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始终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省委九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为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你们这些公务员真难伺候如果不满意这是第2份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6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6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当然要适当的取舍，参考”

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大学科目网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订单式”教学：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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