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考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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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新中国高考制度从哪一年开始的
• 2、民国高考是什么意思？
• 3、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

新中国高考制度从哪一年开始的

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从此中国现代教育登上了历史舞台。

直到清朝灭亡以前，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小，当时全国的高等学堂只有24所。高校招生对象为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学生。考试科目包括外语和国文以及理化、文史等文化课程。

民国时代，各省积极举办高等教育，大部分的省都建立了省立大学，到1936年全国已经有一百多所大学。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教育还远远没有普及，因此高等教育招生的规模一直不大，到抗战爆发前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不过3万人左右。当时没有现在的全国统一的高考，各所学校自主组织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当时的考试招生很灵活，不像现在如果总分达不到分数线，就算某门课考的再好也很难上大学。比如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只考15分，但是外语和国文很好，就被破格录取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开始也是沿袭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办法，到了1952年才建立起来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现在有不少人批评今天的高考制度，但在当时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首先，全国统一考试招生能大大减少学生奔赴各地学校考试的成本；其次，统一高考招生也能更好的显示出公平；最后，统一高考也适应了当时国家快速选拔人才的需要。今天很多人还主张回到以前大学自主招生的时代，那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因为现在高校招生的规模太大，如果每个学校的自行组织考试，社会成本太高，而且无法有效实现公平。取消高考需要非常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取消了高考，高校也停止招生。后来又搞推荐入学，上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结果上大学的学生文化课什么都不懂，有的小学数学都需要补课，高等教育没有办法保证质量，直接导致国家人才的断档。

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家副总理，分管文教，立刻主持恢复高考。当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570万人，录取了27万，录取率4.7%。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也挽救了整个中国。

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高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七门学科，文科课理科都考政治，文科和理科都是考五门课，总分500分。英语是1983年才纳入必考科目的，后来理科又增加了生物科。1995年高考生物和地理被取消高考，名义上是为学生减负，结果非但减不了负，还导致学生地理和生物知识的贫乏。1999年广东实行实行3+x考试，生物和地理也在随后恢复了高考。再到后来，高考改革又搞了分省命题、高校自主招生等改革措施。高考科目也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各个省都差别很大。例如，除了语文数学和外语外，有的地方考小综合，有的地方还考大综合，还有的把学业水平测试纳入招生参考等。

高考发展到今天，受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公众对高考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例如，有人就尖锐的提出，“高考不死，害人不止”；也有人把今天出不了创新人才的根源归于高考；也有人把高考当成素质教育的障碍；也有人把很多社会经济的问题都归于今天的应试教育。

高考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轻言取消高考并不现实。如何能让高考既有利于素质教育，又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还要能让让百姓满意，这就需要对高考进行不断的改革。改革高考制度不仅需要优化考试制度，还要改进招生制度。群众对招生制度的意见很大，例如招生存在区域歧视，名额分配不平衡，严重侵害的考生的权利，因此高考改革一定要有利于公平，这也是实现整个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条件。

民国高考是什么意思？

民国高考是指民国年间进行的高中毕业生的统一考试。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高考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923年，但真正意义上的民国高考则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是由北平中央大学首先组织了这样一次考试。
民国高考对于时代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一些学堂或书院会组织类似考试，但毕竟并不具备官方性质。而民国高考则是完全由政府主导，而且对于后来的高考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现今的高考评价体系已经与民国高考最初的考试设计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民国高考的历史意义不会被人们所忘却。它见证了我国教育的进步与发展，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以及教育对于国家崛起的关键性作用。

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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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订单式”教学：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大学科目网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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